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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朝圣之途，前的听众朋友，您好。对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，我们已经谈到了教宗若望二十三，在圣神的灵感下宣布要召开已经停了92年未曾召开的大公会议。他声明这次大公会议的性质和目的。我也把三年多的筹备工作做过了不少的报导，在上星期节目当中还把开幕当天的情形做了报导。今天的节目内容就该要深入报导会议进行的情况了。

在过去历届的大工会议都是针对一定的问题而召开的，并且早已经事先划分好了讨论的时候所应该遵循的步骤，而这次的梵二大公会议却不同了。因为它的目的是在教宗若望二十三挂在嘴边的那句话：提出来讨论。在筹备期间所收集来的大批资料，经过各个小组委员会的综合整理增删、修改、合并，成为讨论的基础。各种不同的资料已经汇集了70种草案，资料仍然显太多，而且系统仍然不够清晰，对这样庞大的项目如何着手如何运用。在两千多人的会议当中，怎麽样能够让每一位预会者都有发言的自由，而又能够避免长篇大论喋喋不休的危险呢？否则会议的时间没有办法控制不断的延长下去，这是事先应该要加以防范的，而且对显然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，又如何加以答覆？这些问题令许多会员们所担心的。教宗自己也曾经想，为了避免上面所谈判的问题，就应该要有所行动。终于会找到应该要遵循的途径。

他本人就先选了一个开会讨论的主题，那就是礼仪草案。礼仪正是一个最实际的课题，似乎不至于遭遇到困难而引起争辩跟反对，但是在讨论的过程当中，很快的就发现到无法达到问题的最深处。因为势必触及教义的问题，例如主教们的权限，教友在教会所处的地位等等。所幸有孟迪尼枢机，他就是后来的教宗保禄六世。他跟比利时的孙南枢机，引导议题的讨论，使光明逐渐的展现出来，把许多认为混淆不清的问题，归并为决定性的程式。

大会应准许教会借着信德的光明，确定它的性质和使命。另一方面也应该认定，革新的教会与今天的世界，及其重大问题要如何应付，例如信仰的自由、和平、贫穷与饥恶，以及人生的尊严等等。这也正是大公会议的深刻灵感。让教会先说明自己的立场，然后再去跟教会以外的人相谈，这是给此后的各起工作指定方向的两个关键。

梵二大公会议从1962年10月11号开幕之后，到该年的12月8号闭幕。这两个月的会议，我们称它是第一期会议。

这期并没有批准通过任何一项公文。按照教宗本人的预计，梵二绝不可能两三年之内可以结束的。教宗若望二十三继续领导大会的艰巨工作，并且在休会的期间，继续在小组委员内工作。此外教宗还抽空撰写了，取名为《和平在大地》的通谕，在1963年4月公诸于世。这道通谕竟然一反惯例，并不只以教会内的人为对象，而是向全世界的人所写的一封公开信，向所有的充满了善心善意的人所发表的一篇谈话。所使用的言辞相当的简明，在这篇《和平在大地》的通谕中

他说：全世界所希望的和平，应该要以真理做基础，以正义为规范，以爱为动力，以自由作为养成之所。自古以来，从来还没有一位教宗，在全球各地引起过那么一致，那么有力的反应。这道通谕彷彿是教宗的遗嘱。因为那个时候的他，

身体已经相当的虚弱了，几乎没有办法饮食。他的生命延长到五月底，

群医已经束手无策，回天乏术。全世界的人都以激动的心情关注着他的弥留。教宗他已经赢得了众人的心，无分种族或信仰，几乎人人都爱戴他。在他弥留的最后几天，他强忍着痛苦，为大公会议的成功，和人类的和平奉献了他的生命。他对环绕在他病床前的人，友爱有加，一直为世界的大问题祈祷着。1963年6月3号，当无数的群众正聚集在伯多禄大殿前参加为教宗所举行的弥撒时，这位以善良的教宗若望而永留史册的老人家，便安然地去世了。

他在位以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又七个月，但是他已经结出了百倍的果实。每一位教宗的去世都受到普世教友的哀悼。

而他若望二十三，却被基督徒、东正教、犹太人，以及无信仰的人同声哀悼。全世界一致地，由衷地分担着罗马教会的悲伤。我们的一位分离的弟兄奈德纳宗主教，曾经用福音上的话，贴合在教宗的身上说：曾有一人是天主派遣来的。他名叫若望。召开大公会议的教宗去世了，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，按照教会的法典，主教们如果不与教会的有形领袖教宗联合在一起，就不能组成大公会议。教宗一去世，会议马上停止。即任的教宗有重开或是断然关闭的自由，在选举教宗的秘密会议当中。谁会占上风呢？到底是深怕若望二十三所发动的革新运动的人，还是对大公会议怀着无限希望的人呢？谁会继承若望二十三世的职位呢？

6月21日选出了若翰孟迪尼为教宗，他取名为保禄六世。当时人们便晓得了，教宗若望的事业绝不至于中断了。因为孟迪尼枢机早就已经表示过，他希望能够亲眼看见大会圆满地闭幕。教宗保禄六世，也与若望二十三一样生于意大利的北部。对他而言，天主早已经把他准备好了。他从小体弱多病，一直到二十岁的那年，身体才完全康复。基于这个因素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他恬静、温顺、冷淡的个性。1920年孟迪尼晋升为神父，随后就到罗马继续深造。1923年，他开始参加梵蒂冈的外交工作，从驻华沙教廷公使做起，一直升到教廷国务院的国务卿，成为教宗碧岳十二最得力的助手。外交占据了他的生命。从1923年到1954年，先后长达三十年之久。而这三十年来的外交经验，使他懂得如何容忍、拖延、等待一个更适当的机会。自由和容忍成为他主要的性格，可是他绝不是一个弱者。当他面对原则的时候，当他必须在自由与强权之间有所取舍的时候，他是坚强的，彻底的，甚至于必要的时候，他不怕大胆行动。1924年到1933年之间，他一方面是梵蒂冈国务院的助理，而另一方面，他又是意大利天主教学生的总指导神父，也就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当时变动社会的漩涡。他目睹当时法西斯暴行，不管是站在教会的立场，或是自由的立场，都促使他起来领导反抗法西斯的压迫。由于他的思想前进，行动激烈，终于被迫辞去了学生指导神父的职务。二次大战之后，意大利另外一股极权势力起来了，极右的法西斯党垮了台，极左的共产党抬了头。可是孟迪尼依然不折不脑地坚持着他一贯的原则和立场，像反法西斯一样的反共。作为一个主管内政事务的国务卿，他以教会方面的全部力量，在1948年意大利有决定性的选举当中，支持基督徒民主党反对义大利共产党。这件事使他获得了普遍的赞扬，因此孟迪尼也就成了共产党的“眼中钉“。1954年底，他被任命为义大利工业重镇米兰教区的总主教。米兰也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大本营。1955年1月6号，他坐火车前往米兰，而米兰的共产党早就已经摩拳擦掌，准备好要对付孟迪尼。他们说：让这小老头来。他将会看到我们的颜色。孟丁尼接受了这份挑战。他到了米兰之后所受到的欢呼，远远超出那群共党的想像。这位一向恬静的教廷外交官，像旋风一样的到处视导，在工人、商人、工厂之间奔波。他协助米兰的商人，解决工人的生活，改善当地的教育，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，访问了米兰的共产党区。米兰人尊称他是“工人的总主教”。即使是终身的共产党员，也一再地跪在他面前，亲吻着他的手指上所带的权戒。孟迪尼一直是意大利天主教自由集团的领袖，1958年教宗碧岳十二去世之后，他已经被认为是教宗的可能人选之一。在若望二十三在位的四年多，孟迪尼的声望更是蒸蒸日上。很多的迹象显示，若望二十三一直希望孟迪尼能够做他的继承者。

无论如何，在1962年秋天，第一期大会举行期间，孟迪尼是处在梵蒂冈镇的少数枢机之一，而且他也曾经亲历主持过

庆祝若望二十三就职四周年纪念的庆祝弥撒。同时，在若望教宗弥留的时候，陪同他的兄弟和姐妹进入他的病房。若望教宗在去世的前两天，最后一次接见在罗马的枢机们，亲口向孟迪尼说：我把教会，把大公会议以及世界的和平委托给你。若望二十三一死，孟迪尼这位超越教会前进派和保守派的自由集团领袖，自然而然地在众望所归之下登上了教宗的宝座。

保禄六世上台之后，立刻宣布继续若望路线，继续召开大公会议。他也要为民族之间的和平和基督徒的合一而努力工作。保禄六世先后主持了后三期的大公会议，每一期会议的时间大概都有两个多月。